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多位代表委员表示，这句话不仅强调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中心任务，也细化了重点工作，为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

　　新质生产力是引擎

　　当前，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迎来重大的战略机遇期。新质生产力为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程京指出，大模型与医药行业的结合有望革新药物研发范式，而数据是大模型变得“聪明”的关键，中医药几千年积累的知识宝库作为优质数据资源需要尽快“占领”，构建中医药多模态大模型迫在眉睫。程京建议，在“十四五”科技研发专项中，尽快设立重大专项，支持大学和企业联合开展“用颠覆性技术构建中医药AI大模型”重大系统化工程，打造具有底层中医药知识数据和实验数据、中药功能评价算法工具、中药新产品开发智能平台综合解决方案的大模型赋能产业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学术带头人杨宇飞表示，应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在研究中医诊疗原理上，通过数字器官、数字经络、数字患者、数字病理、数字针灸等数据模型开展中医数据科学研究。杨宇飞认为，智慧中医不只是建设信息中心、数据中心，更不等于“互联网﹢中医药健康管理”的网络化应用，而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并通过国家中医药智慧云服务体系建立的新型医学体系。

　　“跨学科人才不足对智慧中医发展形成制约，也影响了中医药振兴。”杨宇飞说，名中医诊断模型、珍稀药方数据模型等中医药人工智能层出不穷，然而，懂中医药的人才不懂人工智能，懂人工智能的人才不懂中医药，跨学科人才正在成为多学科交叉创新的瓶颈。杨宇飞建议，将智慧中医交叉学科纳入八年制中西医结合教育试点，将中医药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和学科带头人纳入岐黄工程，促进国家中医药多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建设。

　　创新要想走得远、走得稳，离不开基础研究。“我国对中医药基础研究的投入还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黄文秀指出，中医药基础研究项目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相对不足。我国中医药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整体申报数量虽然逐年增长，但总体资助率却不升反降。其中，中医药类面上项目资助率、资助经费总额在下降，重大、重点项目的中医类项目占比也相对偏低。“由于中医药研究的周期长、风险大，也很难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黄文秀说。

　　黄文秀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积极争取财政部支持，加大对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设立专项资金，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中医药项目的比重，支持中医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同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中医药研究，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如设立中医药研究创新基金等，鼓励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中医药基础研究的合作与项目申报。

　　“国家医学中心是一项创新性改革实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原党委书记王笑频表示，国家医学中心对高水平中医医院的医疗、科研、教学、产业转化以及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王笑频建议，对中医类国家医学中心的内涵建设给予更多支持，减少对土地、资金的硬性要求，将其作为体制改革试验田，出台一揽子针对性政策，先行先试，充分发挥其自主优化的功能，支持其在任务方向选择、技术路线调整、资金筹措使用、人员团队配备等方面拥有完整自主权。同时，国家医学中心要建立主动创新机制，推动政策制定，促进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

　　提升中医药服务可及性

　　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提升服务可及性，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就能获得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

　　在实施乡村振兴和建设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中医药服务在乡村大有可为。然而，基层中医药服务发展不平衡，老百姓看中医难、看高水平中医难的问题一直存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开封市中医院理事长庞国明走访了全国近30个省份的县级中医院、乡镇卫生院后发现，这些医疗卫生机构普遍面临中医人才招录难局面，一些中医馆存在“有庙”而“无和尚”的现象；同时，存在县级中医院靠非中医药服务支撑的现象，中医药特色优势没有充分体现，专科建设相对滞后，中医药专业人员不足。

　　庞国明建议，大力开展基层中医药人才供给端改革，扩大本、专科院校中医药专业招生规模，对定向回乡工作的中医药本、专科学生实施免费培养。同时，建立县、乡、村引才留人机制，推行“县招乡用”“乡招村用”的人才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基层中医药人才管理、评聘机制，促进优秀中医药人才下沉基层。

　　“要加大对乡、村两级从业人员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力度。”庞国明表示，要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中医药经典疗法、特色疗法、“绿色”疗法，尽力向基层推广，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优势和“简、便、验、廉”的特点；将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对象和使用人员扩大到在基层执业的全科医生、高年资护理、公共卫生等专业技术人员。

　　数字化可以有效整合中医药资源，促进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和共享，提高乡村中医药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及性。黄文秀说，同城市相比，乡村中医药服务数字化水平总体偏低。中医药服务数字化可以通过远程医疗、在线咨询等形式，为乡村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黄文秀建议，将中医药数字化服务项目纳入医联体、医共体建设体系，明确省级、地市级、县级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开展乡村中医药数字化服务的职责和要求。同时，加强省级、地市级、县级中医院互联网医院体系建设和中医药数字化服务公共平台建设，为乡村居民提供在线咨询、远程诊断和治疗服务。进一步优化乡村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完善中医药健康信息管理体系，提高中医药数字化服务的专业性。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所长吴焕淦在调研中关注到，民族医药发展往往局限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限制了民族医药学在更大范围内的实践应用。吴焕淦表示，自己和团队将持续关注中医药非遗的传承发展，包括明确中医药非遗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将中医药非遗的各类知识进行数字化建档、引导中医药非遗传承人扎根社区等。

　　庞国明介绍，现行的医疗机构制剂申报需要递交的材料复杂、条目多。他还指出，制剂有效性论证周期要求提供跨5年的临床病历，时间太长，无法快速将有效经验方转化为院内制剂品种，不能尽快获得药品备案和注册号。庞国明建议放宽相关要求。比如，对来源于省级以上名中医的中药院内制剂，开放优先审评审批的权限和绿色通道；建立支持院内制剂优先审批的流程体系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表示，国家药监部门应根据中医药特点和规律，进一步出台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备案研究方面的实施细则或者技术指导原则。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临床经过大量积累，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被证实，备案应适当放宽要求。国家药监部门应牵头相关部门进一步制定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使用政策，出台相应的细化实施方案，放宽对医疗机构间调剂使用中药制剂的要求，并简化申请调剂的程序和材料要求，以加快实现在省级区域内医疗机构、医联体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内的互通共享，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