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对政府工作的建议中做出上述强调。围绕医学科技“靠什么自立”“何以自强”这个关键命题，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

　　“医学科技创新的大时代已经到来”

　　“在政策的立体支撑与保障下，医学科技创新的大时代已经到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说，医学科技创新是维护人口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高校、医疗机构是科技全链条的重要节点，医学科技创新的全链条包括政、研、产、学、用等多个环节。公立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主体力量，要明确公立医院科技创新功能，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推动基础与临床研究交叉融合，构建多领域、多学科融合的医学创新体系，完成高质量临床研究和转化研发，将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乔杰介绍，近些年，北大医学部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造生态、建队伍、搭平台、重协同”，有效整合资源，跟多个企业进行校企合作，激发医务人员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医生、企业家和科学家结合在一起，让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诊疗技术能够迅速在临床转化，携手企业共同开启创新之路，打造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医院。

　　据了解，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国内顶尖医院正在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试点医院和国家医学中心建设。“中央高水平医院临床科研专项”的实施，国家决定开展提升高水平医院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能力试点，为医院创新驱动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临床科研专项落地之初，北京协和医院就建立了‘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的组织领导体系和‘行政、技术两条线’的运行体系，为开展高效、规范的高水平临床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介绍，为了聚焦国际一流、聚焦治病需要、聚焦创新成果转化，坚持目标和成果导向，破解更多影响人民健康的“急危重、疑难罕”的“卡脖子”问题，医院整合院内外优势资源、建立全国研究网络，开展集成攻关，一体化贯通产学研全链条，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以罕见病诊治为例，2022年，北京协和医院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完成“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全国重点实验室”的整合组建申报，以北京协和医院大兴院区为载体的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全面投入使用，为相关重大科技创新、重大新药研制、前沿科学研究“攥紧了拳头”。“临床科研专项为临床医学研究工作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试点方案更是为临床研究释放了巨大的政策红利，各类创新平台发挥支撑保障作用，临床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持续提升。”张抒扬表示，“项目不唯职称、不论年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担纲，成为任务负责人，良好的创新生态正在显现出强大的活力。”

　　打造“医产学研企”良性循环新生态

　　“能否产出并且持续产出改变现有临床实践的原创性成果，决定了中国的临床医学学科能走多远、能变多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赵宏说，世界范围内临床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既往治疗困难、疗效差的疾病患者的生存率得到了显著提高，这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药的不断涌现。

　　乔杰表示，高校附属临床医院要依托现有的临床、研发与人才资源，以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建设为契机，探索科技创新、合作与转化的新模式，推动临床医学创新转化与社会资源和医疗卫生健康市场紧密有机融合，共同发挥技术升级的“出题者”与“承接者”的作用，打造“医产学研企”良性循环新生态。她给出了三方面建议：其一，从机制上打通医院间、医院与高校科研院所间、医院与企业间在信息、资源和人才等方面的壁垒，充分联动创新转化链条上的各环节，从顶层设计上帮助临床医生做创新转化，以多中心合作的方式解决疑难问题。其二，解放思想，鼓励创新，给创新研究者更大的激励。比如，推出临床科学家计划、优秀科学家计划，让更多临床医生愿意参与科技创新。其三，建立信息技术对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支撑体系，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效率，并促进人工智能与医疗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要以医疗市场为导向，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黄伟表示，构建以医疗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可以更好地引导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对于产学研的评价应从专利模式和论文模式向产品化模式转变，重视实际产出，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技术产权交易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他建议，充分发挥政府在医疗创新转化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以政府为媒介、以企业为载体、以高校为支撑、以产品为目标的产学研融合新模式，同步搭建推动产学研稳定发展的信息交流平台，形成多学科乃至多企业产学研孵化的良性循环。

　　“医学成果转化的环节众多、流程复杂，若在没有具体操作依据的情况下进行转化，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踩到红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表示，希望多部门合作共同制定政策，商定免责条款、划定转化过程中的红线。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放射科主任兼医学影像中心主任陈敏呼吁，加快推进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品牌国际化发展，在国家政策和资金引导下，在政府援外项目、共建“一带一路”等的对外项目建设中，大力推广高端医疗装备、创新产品。同时，建立高端医疗装备领域交流合作机制和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机制，推动自主品牌与国外高端科研机构及教学医院的科研合作，为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品牌“走出去”创造更多机会和便利条件。

　　强化人才、经费等支撑体系保障

　　人才是第一资源。“然而，我国高端医学技术人才极为短缺，整体医学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副校长于春水表示，我国越来越重视医学技术人才培养，2011年将医学技术由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2018年设立了医学技术博士学位授权点。虽然这些重大调整推动了我国应用型医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但是创新型医学技术人才培养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于春水建议，教育部门制订“医学技术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条件成熟时，推出“未来医学技术学院”或“高水平医学技术学院”建设计划，鼓励高校、研究院所、医院和相关企业联合申报，整合优秀师资和优质资源，形成产学研用贯通融合的高端医学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要放开思路，打开口子，着力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和产学研能力的创新人才团队。”黄伟建议，加快医疗转化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鼓励医院和企业进行人才交流，在教育和人事上鼓励创新人才多点就业，在培养阶段可通过设立奖学金、孵化基金等方式开展与企业的沟通交流。此外，鼓励企业加大创新转化投入，提供产学研项目岗位，具有较强实力的创新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实验室等方式获得高校培养的高端人才。

　　目前，我国科研经费支撑体系对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支持不充分。赵宏介绍，医学类可申请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主要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自然基金以及科技部的重点研发专项。自然基金主要支持对机制等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重点研发专项一般需要组建较大团队并且每年资助数量较为有限，无法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临床研究者的科研积极性和能力。

　　此外，由于国家级项目已成为一流医院和医学院职称晋升、人才头衔的评价要素，一大批临床医生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自己并不擅长的基础研究中，与临床工作和需求相脱节。赵宏建议，建立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国家级应用基础研究基金，从临床问题出发，强化学科融合，改革评价体系，产出一批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新技术、新方法。可考虑探索建立全新的项目评审和成果评价体制——应用基础型研究的评审需要基础和临床两方面专家协同；成果评价不拘泥于论文，而以临床应用和产业化为主要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立忠注意到，近年来，国家在基础医疗保障建设、“阳光挂网”、集中采购、医保政策调整、降低药占比、重大疾病防控等方面投入巨大。他提出，政策密集出台，在惠及民众健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如在体外诊断方面，不少地区集中采购采用最低价中标原则，易发生“劣币驱除良币”“只议价、不带量”等问题，造成创新投入紧缩的局面，长此以往，不利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对临床医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创新技术成果，在其转化应用的一定阶段，必然产生新的医疗成本。”黄伟指出，目前，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作为医疗质量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要求同一疾病的不同诊疗方法费用一致，没有对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加以区分。这导致医院向新技术、新术式等投入人财物等资源时，面临负面评价压力。黄伟建议，搭建梯次化的医技费用核算机制，推进高端医技普惠化发展。新技术研究成果在转化应用初期可不纳入DRG付费体系，各医院每年可向医保部门提交一定数量范围内的高端医技支付申请，对在转化应用中逐渐形成较成熟诊疗方案的，经评估，按照一定比例纳入DRG付费体系。

　　“我国医疗器械行业规模已超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但是，医疗器械产业链的完整性、竞争力、稳定性不足。高端设备、核心零部件进口依赖度仍较高。”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卢林主任医师表示，突破发展瓶颈，除组织跨领域联合创新、夯实高端医疗器械工业基础外，建议优先考虑将国产创新医疗器械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在DRG/DIP支付、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鼓励临床医疗机构推广使用国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