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开始，在重症医学科这个与病魔“掰手腕”的前沿阵地上，丁仁彧一守便是16年。

　　从事重症医学工作以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丁仁彧参与救治了上万名危重患者，并多次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伤员救治工作。前不久，他光荣入选2022年“最美医生”名单。

　　“有什么比救人一命更有成就感？”

　　“重症医学工作很辛苦，做一名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必须有牺牲奉献精神。”2006年，丁仁彧进入重症医学科的第一天，他的导师马晓春就这样告诫他。

　　重症医学工作有多辛苦？为何要强调牺牲奉献精神？

　　重症医学科是医院急危重症患者集中抢救的地方，患者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需要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投入抢救，工作强度很大；患者来自各个科室，病情不同，发生的危急情况不同，用药种类调整快、用药剂量变化快、仪器设备使用多，对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实行封闭式管理，患者没有家属陪护，处于24小时监护下，患者病情可能瞬息万变，要求医护人员有极强的责任心。

　　“作为ICU的医生，每天面对的都是生死一线的患者，我们工作就是从‘死神’手里抢时间，核心就是让患者转危为安。”丁仁彧介绍，重症病房实行24小时同质化管理，夜班和白班的工作强度是一样的，夜间时常会来一些特别危重的患者。丁仁彧的同事统计过，在ICU工作一年要值近100个夜班，昼夜交替，工作强度高、压力大，没有牺牲奉献精神很难坚持下来。

　　“ICU工作关乎患者生死，不能有任何闪失。”丁仁彧说，在这种高压之下，医护人员需要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我们希望每一名医生、护士能达到一种遇到任何事情都能从容处理的状态，这是一名优秀的ICU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重症医学人才培养周期很长，好比军队里的特种兵。

　　“一般来说，10年功夫才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重症医学人才。”丁仁彧说，医学领域没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需要整个团队齐心协力作战。“重症医学的工作特别能体现‘木桶效应’，也就是说，团队水平的高低由最弱的环节决定。如果组成木桶的哪一块木板短了，整个团队的发展都会受影响，所以个人不能有短板，重症医学团队也不能有短板。”

　　“很多年轻人刚来重症医学科工作时，会有迷茫、彷徨的时刻。但坚持几年后，许多人都说，如果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还是会选择重症医学。为什么？因为这份职业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是无与伦比的，有什么比救人一命更有成就感呢？”丁仁彧说，每当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听到患者和家属发自内心的感谢，看到患者一家团聚的欣喜，都让他有满满的成就感。

　　为了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丁仁彧不断钻研学习，提高重症诊疗技术水平，关注重症患者急性期炎症、凝血、免疫和器官功能损伤，重视慢性病患者转归等临床实践。“每一个通过救治活下来的患者，都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经过多年在临床一线的实践，丁仁彧早已爱上了这份职业，“医生就是治病救人，治病救人，为重症患者筑牢最后一道防线，我永远在路上。”

　　“所有队员都有个共同目标，就是一定要让他活！”

　　从事重症医学工作以来，丁仁彧参与救治了上万名危重患者。从积极应对甲流疫情，到H7N9重患的救治；从救治鞍钢爆炸伤员，到抚顺清原洪水救灾，再到本溪爆炸伤员救治……16年来，丁仁彧多次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伤病员救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丁仁彧主动请战，担任辽宁援鄂重症医疗队队长，带领150名来自全省重症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三、四病区80张重症床位，集中救治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

　　进驻病区后，医疗队要把普通病房改造成可以收治重症患者的ICU病房，同时要尽最大可能收治患者，提高救治成功率，工作量异常繁重。最严峻的时候，医疗队两天收治了71名患者。在那段艰难的日子，丁仁彧和许多同事全天候随叫随到，“就像打仗一样，病房的改造、患者的救治、医疗人员的管理、后勤物资的保障，方方面面都要有条不紊地推进。”丁仁彧说，那段时间医疗队的救治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他在武汉的第一个星期瘦了10斤。

　　在抗疫一线，丁仁彧综合研判形势后，提出实行患者分级管理的救治方案：识别高危病人，早发现，早治疗，阻止其由重症转变为危重症；集中救治极危重症，尽最大努力挽救他们的生命，降低病死率。

　　在武汉抗疫的56个日夜，丁仁彧带领医疗队率先使用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血液净化、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生命支持技术，想尽一切办法把患者救过来。经过努力，上百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得到成功救治。其中，最令丁仁彧难忘的是新冠极危重症患者小飞（化名）。

　　“小飞当时35岁，他的女儿只有4个月大，他的妻子每次给我们打电话都哭着拜托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的丈夫救过来。”丁仁彧说，小飞刚到重症隔离病房时，病情比较危重，当时有双肺的“磨玻璃”阴影，而且病情进展特别快，很快就出现白肺，后来又出现气胸。

　　丁仁彧和队员先后给小飞进行了经口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同时进行了俯卧位通气和胸腔闭式引流术。但这些救治措施还是没能让小飞的血氧饱和度提高。“当时有人觉得小飞可能救不过来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因为在平时有这种经验，比他更危重的患者我们都救过来了。”后来，丁仁彧团队给小飞上了ECMO，还成立了ECMO救治小组和特护小组。“所有队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就是一定要让他活！”丁仁彧说。

　　救治的过程中，小飞经历了感染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上消化道大出血、多部位血栓、脑出血等一系列危及生命的并发症。经过丁仁彧和队员们不懈努力，小飞一次次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最终，他转危为安，顺利出院。

　　“像小飞这样的患者救过来之后，我们整个队伍的信心都会大大提升。今年医师节前夕，我收到了最好的礼物——小飞的爱人带着宝宝给我发来了语音，问候我医师节快乐。”丁仁彧按下了播放键。“哥哥，你好帅，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吧！等我长大了找你玩哟！”清脆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当时听到这个语音，我也特别感动。”

　　结束武汉的抗疫工作后，作为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专家，丁仁彧先后奔赴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满洲里、辽宁省葫芦岛、甘肃兰州等地，指导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继续为守护生命贡献力量。

　　“重症患者的生命是‘守’出来的”

　　“当初选择学医，是因为初三时候我爷爷由于胃癌去世了，当时我就萌生一种想法，将来要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所以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选择了中国医科大学。”提起学医的初心，丁仁彧如是说。

　　守着“治病救人”的初心，2017年5月，作为辽宁第二批援疆医疗队队员，丁仁彧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塔城地区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首席专家。从80多岁急性胆囊炎、胆管炎合并左心衰的患者，到重症感染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产妇，一年的援疆工作，他带领团队救治重症患者近800余名。

　　不仅如此，在了解当地危重症患者的迫切需求后，丁仁彧毫无保留地把床旁心脏超声、杂合式血液净化治疗、经鼻高流量通气等先进的医疗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当地医护人员，为塔城地区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重症医疗队。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逐步制定出符合医院和科室实际情况的ICU诊疗流程，培养并帮扶当地两名ICU医生成为后备人才。塔城地区人民医院重症团队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援疆无悔’，真真切切地为祖国边疆人民做一点事情，把党和国家的温暖带给当地百姓，我们也收获了一份成就感。”丁仁彧说，从医多年来，前辈的言传身教、身边同事的默默奉献，让他逐渐领悟什么叫“以患者为中心”，“我们所有工作的核心就是怎么把患者治好，我们做的科学研究、开展的新技术，都是为了把原本救不活的患者救回来。”

　　重症病房有些患者基础病较多、年龄较大，无论是吃饭、聊天、扶着患者活动，全靠医生护士。丁仁彧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自己的亲人也就是这样，真的是亲人般的呵护，所以有人说重症患者的生命是‘守’出来的。”

　　“这次入选‘最美医生’，其实我挺惭愧的。”丁仁彧坦言，“就拿我们辽宁援鄂重症医疗队150名队员来说，大家只是分工不同、角色不同，我做的并不比他们多多少。在武汉抗疫时，有护士自发为88岁的患者做康复、锻炼，而且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知道。无论在抗疫一线，还是在平时的日常工作，这样的无名英雄太多了！”在丁仁彧看来，荣誉更多代表一种激励，时刻鞭策自己要做得更好，尽可能挽救更多重症患者，守住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记者：王美华